2015/11/11

什麼是「健康不平等」?

健康不平等被認為是對健康人權之嚴重侵害。所謂健康不平等,泛指個人與個人間或群體與群體間健康狀況、危險因素、醫療服務利用等方面出現非必要、系統性且可避免之顯著差異時。而造成健康不平等的因素,除物質基礎(如醫藥產品與服務之供需、收入)解釋外,尚包括社會決定因素(如社會體系內部之文化與行為、選擇、生命歷程之經驗、政治經濟之分配);如權力、收入、醫藥產品或服務分配不均,以及後續所造成日常生活或工作環境之惡化均可能形成國家內部或全球性之「健康之社會落差」,並嚴重限縮個人追求理想生活目標的平等機會。

 

國際人權法雖然意識到健康不平等在健康人權體系中的重要性,但傳統健康人權架構,卻僅以醫療/物質模式作為主要人權實踐基礎,且忽視社會決定因素對健康不平等之影響。因此,欲確保健康平等,便需將健康人權範圍擴展至另一個層次,亦即健康人權不應限於傳統要求國家為一定醫療給付之受益權利,而需兼顧其他社會決定因素,以及具積極防禦國家對個人身體或健康事務的干預或侵害之防禦權:如對程序性權利(聯合國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委員會第14 號一般意見書第11點主張保障民眾參與醫療政策制定之權利)與資訊性權利(CRC第24條第2項第e款便主張保障民眾對醫療資訊取得之權利)之保障。因此,聯合國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委員會第14 號一般意見書除將健康人權視為包括決定社會決定因素在內、具多元內涵之整合性權利外,並進一步在第 12 點主張健康人權應在法律與實務上向所有人開放醫療衛生設施及服務而不得以任何禁止之理由加以歧視。國家亦應提供實質上可安全且確實取得、經濟上可負擔之醫療服務、品質、健康基本要素、可近用資訊,並應尊重個人、少數人與社區之文化,以滿足健康人權中可用性、可近性、可接受性要素與充權模式。  

 

然而,相較於國際上對健康人權內容之反省與擴張,台灣在健康人權實踐上似乎仍停留在傳統生物醫學模式而忽略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因此,雖然一般國民醫療照護與基本健康在全民健康保險架構下似已獲得適當保障;但若以身心失能者、原住民族、所得級距、都市化程度、老年人、國籍等弱勢群體加以區隔,卻不難發現健康不平等的現象仍然存在。如全民健康保險有關給付與否之審查便偏重實證醫學之證據,而未能兼顧醫療照護決策背後所隱含社會責任與體系正義內涵,亦忽略評估其決定是否造成或改善相關歧視性之影響。另如全民健保法僅提供一般民眾透過團體代表參與給付範圍之決策機制,或個別的陳情與訴願,卻未適當提供個別公民身分參與討論管道與空間(僅規範全民健康保險會「得」辦理公民參與活動);換言之,相關法令規範仍過度偏重醫療專業團體的意見,而忽視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中所強調對民眾(尤其弱勢團體)之政治充權。因此,未來在健康照護政策規劃、執行與評估上,應將完整健康人權架構(包括健康不平等與社會決定因素)納入決策重要面向,並確認國家應負擔廣泛多元之義務,在健康事務上提供必要之技術、資源、與政治協助,以促進健康人權與健康事務連結,滿足對健康人權最大程度之保障。

 


 吳全峰

中央研究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健康人權行動協會常務理事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博士。研究領域:健康照護分配正義、國際人權法與健康人權、國際醫療法規與醫療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