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15

[公聽會專家學者意見] 2- 吳全峰 / 中研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員

 

前情提要:2016年4月7日,台灣健康人權行動協會與林淑芬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合作舉辦「世界健康日--如何消弭健康不平等」公聽會,針對國民健康署即將出版的「台灣健康不平等報告書」以及衛生福利部「2025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當中健康不平等的部分討論如何進一步落實的方法,以期跨部會合作共同消弭台灣健康不平等的問題。 當天出席並發言的專家學者共有10位,台灣健康人權行動協會為讓更多人完整知道這些專家學者們寶貴的意見,特別整理了逐字稿,並將以順序進度陸續更新上傳網站。

 


 

各位先進大家好,很高興有機會對這個健康不平等的議題進行討論,這個議題一直以來在國際上、或國際衛生法上均相當重要。國際社會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某種程度會把所謂的健康不平等及跟健康不歧視劃分開來。不歧視很簡單的講就是偏向形式的平等,譬如說不應因個人的種族、性別、語言、宗教等特質而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單純就這一點來講的話,台灣或許都還有努力的空間,而就健康不平等的討論則更是有限。主要問題在於,台灣往往把不歧視為平等的表現;但健康不歧視並不能夠含括到健康不平等的面向。健康平等所重視的不僅是等者等之的不歧視概念,而更應該是說,個人或族群之間不會因為社會條件或社會社經的一個優勢,而產生可以避免的差異;所以,國家在保障健康平等的義務上,就應該要把這種差異,或者是影響每個人在達成健康目標平等機會的負面因子,必須要把它消弭,讓個人或族群間的顯著差異能夠消除,而能達到機會的平等。

 

所以從這邊的角度去看的話,我們會發現,國際上目前在討論的健康不平等,就已經不是很單純的在討論醫療照顧資源的不足或者分配的不平均,而是討論到更深層的社會經濟政策的規劃適當與否、經濟安排是否不公平等多種因素所造成的結構性問題。換句話說,除了物質性的因素之外,WHO或者是聯合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便一直強調包括權利、機會、個人主觀價值、個人的充權這些社會決定因素,都構成了健康人權保障,或者是健康平等保障的重要面向。

 

但在目前台灣所做出來的政策白皮書中,或者是健康不平等的報告中,雖然在整體方向跟價值上嘗試遵循國際對健康平等保障的趨勢;可是怎麼樣具體落實到個別政策,怎麼樣去評估個別政策是否以滿足健康平等保障的價值,在相關報告中卻沒有件到具體的描述。換句話說,健康平等保障的大的方向,聯合國或者是WHO基本上都已經提出,但落實在台灣社會的時候,台灣到底面臨到甚麼樣的問題,這些問題應如何評估,才會是我們面臨到的健康不平等的真正問題。比較可惜的是,在這份白皮書的討論當中,我們比較少看具體評估台灣的哪些個別政策是有哪些健康平等保障的問題,如何去評估並提出具體之政策建議。舉個例子來說明,以台灣目前的健康照護政策而言,主要的政策評估模式還是停留在物質模式或者是在醫療模式上面,也就是還是以每個個人的生物醫學功能當作是判斷健康平等與否的單一因素。但是從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健康不平等其實上已經不是單純的個人疾病的問題,還包括了政治或經濟不平等的社會評鑑等,都會納進考慮。但是台灣在目前這一塊的評估,不管是衛生福利部門或者是其他部會,都沒有真正的把這一塊社會經濟因素納進去考慮﹔我覺得這一塊是政府部門必須要正視的問題。

 

以最近大家在討論精神疾病的處置問題來看,我們會發現精神疾病似乎還是被單純的當作一個生理因素或者是心理因素來對待,人格的偏差或者是賀爾蒙的影響被當作是「治療」精神疾病的重要變項,就是把精神疾病患者隔離治療﹔但是對於個人生理或新理之外的社會因素,譬如說壓力、照護成本等,在精神疾病的發展或照護上扮演什麼樣的重要角色,社會上卻少有討論,好像都單純將精神疾病患者的意外或照護歸咎於家庭。譬如說台北市副市長陳景峻在內湖殺同案的悲劇發生後,就直接有「嫌犯的家庭竟然能通融30幾歲啃老族,且沒有任何人替兇手對社會說一聲抱歉,這家庭是不是要不要負一些責任」的質疑言論,而沒有進一步的看到政府與社會也有相對應的責任。又或者是白皮書裡面寫到有關物質成癮的汙名化問題、或是HPV疫苗施打的問題,某種程度都歸咎於民眾個人的健康生活習慣等,我覺得都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所以在這邊,我覺得怎麼樣去把健康不平等的討論,從衛生政策內部的討論,進一步的擴展到不同部會的不同政策討論,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最後,我要進一步講的是,所謂健康不平等的概念落實,實際上不光只是單純的一個衛生福利部門的義務與責任;因為包括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婦女權利保障公約等,都有講到健康人權或者健康不平等的概念,並認為應該屬於政府各部門而非單一衛生部門的責任;而這些國際人權公約,台灣又都已經通過施行法,某種程度具有內國法的效力,納麼政府各部門,不限於衛生福利部門,變同樣有義務與責任遵循相關國際公約對健康平等的要求與保障。舉例來說,在這些權利公約上面,對於所謂的身心障礙者的幫助,已經不會是單純醫療上的恢復正常功能,而是轉變成為是重視這些弱勢族群如何能夠在疾病的影響之下,還是能作為一個平等的社會成員,而且在跟他人機會平等的一個基礎上,能夠充分而且確實的去參加所有相關的社會活動。但有時候我們會發現政府部門在面對到相關健康不平等的問題時,卻沒有整體的架構與方向,似乎仍僅把相關問題丟回給衛福部。換句話說,健康不平等所面臨的困境,往往不是衛生福利單一個部門的努力就能夠排除的,這是需要跨部會的合作。

 

但我們會發現說,台灣好像各個部會之間在這一塊的協調上,橫向的溝通也不是太好。以昨天有關C肝藥物價格過於昂貴而影響民眾健康的報導來看,好像大家都覺得就是食藥署的問題,或者是衛福部的問題﹔可是藥品的高藥價在藥品智慧財產權的影響之下,在未來一定是一個趨勢,這個趨勢卻是衛生福利部單一部門所無法因應的,而亟需其他部會針對這樣的趨勢共同研擬出對應的策略與方案。尤其是台灣在面臨TPP或是其他經濟貿易協議的壓力時,衛福部針對這種跨國貿易協定的高標準智慧財產標準要求,針對這種高標準智慧財產所產生的健康不平等的後果,一定不是單純衛福部所可以做出因應的,其他各部會在這一方面,能夠提供甚麼樣的一個協助,包括經濟部在產業升級的資源協助、健保署在藥價核價上的因應等,都應蓋納入討論。但是很可惜的,我們並沒有在這方面的政府橫向聯席與合作上面,看到太多的琢磨與討論。

 

尤其整個經濟自由化,或者是貿易全球化的趨勢下,WHO或者是聯合國都已經宣示,你各國對於雙邊或者是多邊的貿易協定都應該有系統地去考慮對健康和健康平等的影響﹔並且解釋國家在提供基本設施或管制對健康重大影響的產品時,包括藥物以外的產品像是菸草、酒精、食物等,都應該將健康平等納入政治考量。但台灣在面對這樣的挑戰的時候,尤其是我們在面對未來簽訂相關的貿易協定的時候,政府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把健康不平等的因素納入考量,不同部會間是否有共識且願意相互合作解決健康不平等的問題,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深入思考的問題。謝謝。